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是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后改镇)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涝背沙丘位于樟树市与新干县交界地段新干境内105国道东侧程家村小学旁北距新于县城20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东南5公里处是牛头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清江(即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沙丘周围经多年垦殖，现已辟为果园、菜圃和农田。

　　墓葬位于沙丘南端。据当地群众反映，并查证80年代初的 航测资料记录，这里原有一处椭圆形的封土堆，东西径约40米， 南北径约20米，高出地面3—4米。土堆上丛生灌木杂草，并有一些近代的小型墓葬。由于历年在此取土护堤，地貌变化较大，数年前已将封土堆夷为平地。此次发掘的墓室，正好处于椭圆形 大封土堆中央部位的下面。

　　1989年下半年，为维修赣江大堤，当地几个村的数百名民 工在涝背沙丘掘取沙，当掘到地平面以下后(以沙丘中现存的 人行道路为基准)，发现一些汉至清的小墓葬．出土墓砖、铁剪、铜钱、陶罐之类，但井未引起注意。9月20日下午，夏塘村民工继续往下取土时，竞掘出一批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随即被群众私自带回家中。

　　沙丘中挖出了“宝贝”的消息由村至乡，由乡至县迅速传递 出去，立即引起了新干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晚八点刚过，受原县委书记陆云龙同志的委托，时任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谢峰同志当即率文广局、公安局局长及十余名干部赶到现场。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沙州上仍是一片喧闹，谢副县长在简单听取 了有关拿走文物的情况汇报后，当机立断，立即宣布了县里的三条决定：一、由公安人员和基于民兵组成一支坚强队伍，保护文物出土现场，谁要再掏挖文物私自带回家者就绳之以法；二、连夜分头追回夏塘村民工运走的文物；三、尽快与附近牛头城遗址进行考占发掘的省考古工作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参与。

　　文化部门的同志在公安和乡、村干部配合下，挨家挨户连夜 叩门追索被群众私自带回家中的文物，在政策的感召下，到21 日凌晨3时许．大部分被群众私自带回家中的文物都陆续交了出 来。粗略统计，大大小小的青铜器总共12件，尚有一麻布袋铜 器碎块。追回的较完整器物先集中于县文广局，然后转往县武装 部军械库保管。麻布袋装的碎块则暂存于程家村公路旁的赣东饭 店。这批被群众私自带回家中的青铜器(包括铜器碎块)经后来 精心修复，共得方鼎、圆鼎、卣、铙、钺、矛等共17件。

　　9月21日，雨后骄阳，上午九时，小小涝背沙丘围上了三千多人。“包围圈”越来越小，最里的一层，仅与出土文物点相 距二、三米。

　　当省考古队詹开逊带人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很快作出判 断：这无疑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古文化遗存。鉴于沙质疏松、无法进行钻探，他们分析研究后，决定先开一处4x4米的小探方试 掘，由省考古队的侯远志、徐长青、刘山中和县博物馆杨日新同 志等在现场试掘。领队詹开逊赶赴五里外的大洋洲乡邮电所，向 省主管部门电话汇报。

　　上午11时许，在沙丘上试掘的同志有了新的惊人发现。原来试掘仅推进55厘米就发现一片灰褐色的沙层，扩方后可清晰 地看出长轴约2米的椭圆形分布范围。拍照后，剔去表层，发现 三堆器物呈晶字形分布着：一为鼎、豆、鬲等小型青铜礼器；二 为宽刃剑、刀、斧、锥、凿等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三为陶器。三堆器物均叠压而置，刀、匕首多数都被折成数截，木把手虽多已腐朽，但有的铜箍尚存，一些柄部的漆皮和背部的朱红尚清晰可见。为安全起见，县乡领导要求先取出文物。面对现实，考古人员只得打破惯例，在仔细测量、记录和拍照后，先取出了这三堆文物。然而，三堆文物刚取出，东侧又有几件大型的青铜礼器、乐器露出端倪。仍然为了安全考虑，考古人员再次破例取 出。只是为了取得资料的完整性，全由考古队员自己动手，其中仅一件塞满沙土的四羊铜悬就达百余斤。待全部文物取出后，沙滩已枝夕阳的余辉映得通红，疲惫、饥饿向考古队员袭来，这时的考古试掘人员已经快12小时未进一滴水了。

　　9月22日上午，继续试掘，队员们依然精神抖擞，但工作速度明显放慢，大家有意识地等待省文物部门领导的到来，以便组织更加科学的发掘。到了午后，三十余件青铜器又暴露出来了。

　　下午4时，省文物局、博物馆的领导杨风光、彭适凡以及考古队干部李科友、余家栋、程应林、陈新民、彭印琨等同志驱车赶来新干青铜器发现处。只见沙丘上人山人海，把文物出土点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沙坑里已显露出多件青铜器，按个体，有圆腹鼎3件，三足提梁卣2件，方鼎1件，尚有铜矛、铜戈各2件以及多件陶罐等。特别吸引人的是那件斜卧着的方鼎，器腹上满饰兽面纹，立耳上似附着一虎面。把沙拨开，原来是立耳上卧着 一只圆雕老虎。彭适凡等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大家感到这决不是一般的发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遗存，应该立即暂停发掘，就地保护，从长计议。

　　当晚，由省文物局领导主持，在大洋洲乡政府召开了有县、乡领导和省博物馆、省考古所领导以及全体考古队员参加的联席会议。最后作出四条决定：第一，这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应立即上报国家文物局，井请示保护和发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点周围，划定40x60米的保护范围，然后用篱笆或其它方法围护起来，在围护墙未建起来之前，固定25名公安干警和民兵日夜轮流值班守护，经费由省里解决；第三，牛头城遗址发掘中止，考古队全部转到大洋洲来，井做好科学发掘的准备工作；第四，在围护墙做好后，再统一组织发掘队，严格遵照考古规程精心地进行科学发掘。

　　9月25日中午，省文物局杨局长返回南昌后．下午即用电话向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汇报。翌口，国家文物局来了三条指示：一、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二、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三、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

　　25日，省文化厅正式成立了新于县大洋洲考古发掘队，由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任领队，队员由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林、詹开逊、侯远志、刘山中和新干县博物馆杨日新等组成。考占队在涝背沙丘文物出土地点，用白灰在沙丘先划出一个40x印米的保护范围，随后即着手组建“围护墙”。

　　10月底，高度超过2米的竹篱笆围护墙组成，仅留出一个 小门进出。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在围护墙门口还张贴了一张盖有新干县人民政府大印的布告。11月6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科学发掘正式开始。

　　到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除东头的陶器群外，在东西长约8米余，南北宽近4米的范围内，除西北角外，均布满了铜器、玉器和陶器。仅从已露出的局部形体特征看， 圆虎足鼎、瓿形鼎、假腹盘、贯耳壶等中型礼器为主的青铜器群 见于东南角，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箕形器、犁、斧等生活生产用具以及造型奇特的双面神人头像。东北角为陶器群，但间有一堆铜镞和一件铜鬲伴出。中央部分的器物群可分为两组：东为青铜 鼎、壶和大量小口折肩陶罐等；中部是铜戈、铜矛、勾戟、带銎钺等小件兵器S，周围较集中显现大量玉器，如带穿孔小榫玉笄和折断迭置的玉戈，还有侧身羽人玉神像，以及环、璜、管等佩饰 ……令人眼花缭乱。西南部也见有器物群，铜器有钺和大量的戈、矛，陶器主要是豆和小口折肩罐。西北角倒是一片空白，经 核对，原来是抢救试掘时取出部分大型青铜器的分布处。经民工 回忆和现场记录还证明，被群众拿走的17件青铜器原出于西北角。

　　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沈竹副局长一行赶到新干大洋洲发掘现场，面对如此大量青铜瑰宝的出土，沈副局长十分激动：“衷心祝贺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南方地区竟发现这么多商代青铜器。这样集中出土，真是大饱眼福。新干县立了大功！”沈副局长并对进一步做好科学发掘工作和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做厂许多重要指示。

　　与此同时，省内及北京、上海等省市的历史、考古学者和青铜器专家闻讯纷至沓来，穿梭于南昌——新干之间，省内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历史学家周銮书、省杜科院副院长、历史学家姚 公骞，省外著名学者如马承源、李学勤、邹衡、张长寿、安金槐、陈佩芬等，他们对考占发掘和文物保护提出了很多中肯意见，这对科学发掘和后来的修复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23日，考古队即着手分区对遗存作进一步清理，特别是严格按考古操作规程科学地把一件件文物取出来。

　　为了获得更全面、更完整的发掘资料，省艺术档案馆党支部书记邓金茂带领摄影师李航等前来，对发掘的全过程和文物的出土现场进行详细拍摄。省考古所、省博物馆增调来王上海、饶德文等同志加强了现场绘图和撮影工作。新干县文广局、博物馆以及公安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文物保护、收藏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使科学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清理过程中，对所有出土文物，哪怕是一石块，也都认真地进行了测量、绘图和摄影。有的文物取出后，又发现下面迭压有文物，如东部一堆陶罐下压着一堆青铜镞，旁边还有溜肩铲、刀等，粗略一算这堆铜镞就达70余枚，都整齐地重叠在一起， 前锋都从同一方向，铜镞的链端处不同程度地残留着箭竿痕迹，有的铜镞表面尚粘附着漆皮。为了不遗漏哪怕是一颗玉珠，考古队员们个十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对坑内关 键部位的沙土，都细细地翻过去掏过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24日在土坑东南部的沙土中搜寻出9颗仅剩珐琅质的人牙 以后两天又连续分别在两处沙中发现15颗牙齿，后经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韩康倌教授鉴定，它们分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人牙，对确定大洋洲出土文物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向江西省文化厅发来贺电，称：“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几天后，国家文物局拨来五万元专款，以解发掘队的“燃眉之急”。

　　12月2日，显霹的文物已全部取出。考古人员将文物出土的底层作成平面，对平面的沙质呈色及包含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役有忽略任何有助于研究出土文物性质的细节和实物。到此，文物发掘工作圆满结束。

　　12月11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李季处长和王军副处长陪同著名青铜器和文物保护专家李伯谦(北京大学教授)、刘观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曼(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 员)和李元化(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等来到新干，在新干县人武部枪械仓库察看了全部出土文物，他们提出：要尽快将文物运回省城，以便开展修复研究工作；立即制订一个详细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方案。有了一个埋藏点必然就有第二个，在涝背沙丘 一带要作进一步的勘查工作；要尽早着手资料整理，需要补充的 如地形图等资料要抓紧补上；要在海内外广为宣传，适当的时候应召开新闻发布会。

　　大洋洲青铜文物发现以后，江西省文化厅和省文物局多次与新干县党政领导协商，要求将文物运到省里去。1990年春节过后，省文化厅领导就此专门请示了吴官正省长。次日，吴官正省长亲自给新干县委书记挂了电话，并由张逢雨副省长召见了新干县委书记、县长、文广局长，宣布了大洋洲出土文物全部运去省里的决定。1990年2月25日，大洋洲出土的全部文物在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的严密护卫下安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

　　1990年11月10日，经过近一年的修复研究，大洋洲商代青铜文物在省博物馆作内部展览。同日，江西省文化厅在南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厅长郑光荣在会上宣称“这次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青铜器480余件，玉器100余件，陶器300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器更引人注目”，“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空前发现，不仅是中国 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而且将为我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 1991年2月，(中国文物报)邀集著名考古学家评选全国重大考古发现。

　　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发现，荣幸地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新干大洋洲惊人的考古发现，很快传遭了五大洲，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