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考古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探究华夏五千年文化的源流，加深对古老文明的认识。在我国考古研究中，曾在较长时间里，似乎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特别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中原地区是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心，它有着比周围地区更为发达的青铜文化。所以在有关记载先秦历史的古籍书里言必称三代，谈必是中原。却把夏商周三代时期广袤丰饶的江南地区描绘成落后、愚昧的“蛮荒之 地”。其实，这完全是由于缺乏实物例证与文献资料，对江南文化面貌不甚了解而形成的一种偏见。要摒弃这种历史偏见，需要找到蕴含高度发达青铜文化的商周文物，而这些历史文物遗存决不能零星孤立地存在，一定要具有江南地方文化色彩、晶类齐全、当地铸造的大型墓葬遗存的历史文物。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不仅大大提高了史学界对殷商文化的认识，而且给“中原文化中心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大量事实证明，长江以南的江西新干地区在殷商时代就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长江流域的赣鄱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新干在商周时期就是“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

　　大洋洲商墓的出土文物在考证江南商代文明历史方面中也表 现出突出的重要意义，主要是：

　一、出土文物十分丰富。计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1000余件，其规模堪与殷墟妇好墓媲美。尤其是青铜器数量多、造型 奇、品类全、纹饰美、铸工梢，实为江南罕见。
　 二、随葬文物为当地生产。根据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特点，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为“中原型”，其造型、纹 饰、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相似；
　　 二类为“融合型”，即造 型结构与中原类似，但带有当地特色，如大方鼎、扁足虎鼎的虎 耳等；
　　 三类即“地　方型”，即完全是当地特色，肯定是当地生产的。如折肩鬲、铸、铙等。
　 三、以新干商墓为中心的商周文化遗址具有一定的规模。新干大洋洲商墓决非偶然的文化存在。在新干周边即有大洋洲牛头城商代文化遗址、出土商周青铜、陶器多件。尤其值得称　　道的是，早在奉世纪70年代初，在大洋洲中培水库堤坝加固工地就出土了大小有序的5件　　青铜列鼎。与商墓东距20公里的樟树市 山前乡，即是闻名的吴城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商代青铜、陶器文物及铸铜陶范(棋子)等重要文物。往北所向又有江西瑞昌铜岭商周古铜矿采炼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商代古铜矿遗址。从目前考古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江西在商代就具有铜矿冶炼基地、铸造作坊、生活遗址及墓葬地。大洋洲商墓的主人即是这一带建立的奴隶制政权中地位最高的统治者。其墓葬的下葬年代当为商代 后期早段，即殷墟中期。

　　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重大发现，不仅充分证明了早在商代江南的文化就已相当发达，对江南的文明史必将重新研究，重新评价，并将进行重大修改。而且，也为我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揭开了新篇章。它所提出的种种发人深省的新问题和揭示的奥秘，必将给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乃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作用目前尚难以估量，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份”。